Q:玖樓未來希望朝哪一種宣傳模式去推廣「共生住宅」的概念呢?或是已經有什麼經營有成的方向能向我們分享嗎?
目前我們主要使用粉絲專頁推廣,也會搜尋國外這方面的資料做分析;另一部分我們與雜誌合作,會有雜誌廠商和我們邀稿,其中獨立雜誌品牌較多。此外新創在某些方面會和現有的制度與法律做挑戰,使得我們在某些地方會比較低調。
Q:想請您和我們分享一下創辦共生住宅中遇到的困難?
我們遇到比較大的問題是「室友間的文化衝突」,當外國人來到台灣,而他對台灣文化的不熟悉會冒犯到很多人,身為房東的我們就必須去處理他的問題,比如他半夜在屋頂唱歌時,我們要安撫鄰居、安撫警察,或是他派對辦得太晚也是我們必須處理的。
另外,我們面臨的困境還是回到台灣的制度上面。感觸最深的就是我們以前都會覺得對岸跟不自由劃上等號,但我近幾年到大陸時,竟然聞到自由的空氣。不論是對新創的包容或是投資,或人脈、機會甚至空間的提供都非常大方。相較於對岸,台灣政府給予新創產業的助力反而不是那麼的多,所以我認為目前遇到最大的困境還是新創產業在台灣制度的仍然狹隘與不包容。
而對於在共生公寓這塊,目前台灣人還沒有與其他人有共生的想法,尤其是在都市裡面,很難與陌生人一起吃飯或是與新鄰居主動接觸,要發展出共生公寓的新型態都市生活又更加難得了。
另外,我們面臨的困境還是回到台灣的制度上面。感觸最深的就是我們以前都會覺得對岸跟不自由劃上等號,但我近幾年到大陸時,竟然聞到自由的空氣。不論是對新創的包容或是投資,或人脈、機會甚至空間的提供都非常大方。相較於對岸,台灣政府給予新創產業的助力反而不是那麼的多,所以我認為目前遇到最大的困境還是新創產業在台灣制度的仍然狹隘與不包容。
而對於在共生公寓這塊,目前台灣人還沒有與其他人有共生的想法,尤其是在都市裡面,很難與陌生人一起吃飯或是與新鄰居主動接觸,要發展出共生公寓的新型態都市生活又更加難得了。
Q:在公寓裡房客遇到摩擦時,你們如何處理呢?
房客間最常遇到的問題就是水電費和公共空間的清潔,每棟公寓都有它不同的文化和拆帳方式,但講到清潔的話,公寓裡整潔標準最高和最低的人總是會有爭執。每間公寓會發展出自己的處理方式,有的會排值日生,有的會大家付錢給環境標準最高的人請他做打掃,也可能是請外面的阿姨來清潔。
針對這些問題我們建立了「公基金制度」,這個名詞源自於日本,意涵是除了房租以外,每位房客也會繳交一筆共利費也稱作會費,可以用來繳水電、清潔或是舉辦各種交流的活動,只要是房客都可以免費參與。未來玖樓會走向會員制,會費會包含房租和維繫這社群的費用,願景之一也是期待打破舊有的租屋思想,感受到付錢是住在一個大家共生的空間。
針對這些問題我們建立了「公基金制度」,這個名詞源自於日本,意涵是除了房租以外,每位房客也會繳交一筆共利費也稱作會費,可以用來繳水電、清潔或是舉辦各種交流的活動,只要是房客都可以免費參與。未來玖樓會走向會員制,會費會包含房租和維繫這社群的費用,願景之一也是期待打破舊有的租屋思想,感受到付錢是住在一個大家共生的空間。
Q:想請問玖樓的原生概念有牽涉到共享經濟這區塊的想法嗎?
玖樓有一個願景是希望在未來大家都可以用租房子的方式來居住,因為我們買房子買的不是土地,而是它的居住權,但就現在的共享經濟來說,現在台北的空屋率是百分之十三,也就是走在路上每九間或八間就有一間是空屋,相較於其他國家的空屋率(日本百分之三,香港百分之二)都是低於百分之五,而台灣卻是誇張的高,問題可能來自於稅率或房價太高,租房子本身就沒有利潤可言,導致空屋率高。玖樓這幾年慢慢有機會成長是由於房價的下跌,現在不管是對養地的建商,或是持有房產的房東,這三五年之間不太可能脫手房子,既然知道不會脫手,與其讓房子在那空著不如把它租出去,導致現在市場上有很多房子在釋出,當閒置的空間遇上一群需要房子的人,這就是玖樓的一個契機,同時這也是一種共享。
另外一種共享是不同年齡層上的資源互補,那些高齡的房東擁有許多閒置的資源,不論時間或各種技能都被閒置了,那年輕人其實可以從他們身上學到很多東西。目前的社會缺少了一個平台讓他們雙方接觸,同時也存在缺乏信任的問題,因為他們年齡層相差甚遠,再來則是彼此沒有互動的基礎,所以他們會需要一個媒合的平台讓兩方互相認識,這算是另一種共享的概念。
Q:能不能和我們談談如何利用設計去解決社會問題?
我最大的心得是 Shifting Focus(轉移焦點),當我們在看待一個社會問題時,容易太過於問題導向的在看待它,比如說我們總是把老人設定成一個需要被幫助的角色,那政府就會認為他們需要被社福照顧,需要有人幫他們送餐、舉辦很多老人課程,但那麼多的努力卻不一定能給他們真正需要的幫助。這個問題來自於我們看待社會問題,都看得太表面、太淺層了。
Shifting Focus的概念源自於澳洲,一個沒落的礦村,礦挖完了人就走了,接下來就遇到各種社會問題:吸毒、塗鴉、自殺或是更負面的東西。傳統政府或許會成立反毒大使、提倡生命教育,但礦村政府運用了當地的資源和機會,整理一個資產地圖,收集閒置可運用的空間,再讓一些耆老運用他們的一技之長成立一個機構負責幫他們整合事務,使當地恢復昔日光景。Shifting Focus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我們不該把給老人的幫助當作是一種施捨、將老人視為一個弱者,而是不斷地問為什麼要做這個協助。就我本身的經驗,至少要問五個為什麼,才能夠挖到一個比較深的問題核心。
我自己這幾年來在做新創的過程中體悟到不應該再把問題視為一個問題,而是先找到一個切入點、一個讓大家能夠參與的方式,而非一昧的從上而下帶領整套政策。我都會和我的室友說 : 你們每個月繳房租不只是單純的租房子,其實是在某程度的參與社交活動(Social Movement),透過參與其實慢慢改變房東對租房子的看法或是顛覆一些在台北租房子的人對一般租屋的想法,而透過媒體我們可以讓大家知道,原來台北能有另外一種生活方式,其實最重要的不是我們幾個人做了什麼樣的事情,而是大家能夠一起參與來做什麼事情。
Shifting Focus的概念源自於澳洲,一個沒落的礦村,礦挖完了人就走了,接下來就遇到各種社會問題:吸毒、塗鴉、自殺或是更負面的東西。傳統政府或許會成立反毒大使、提倡生命教育,但礦村政府運用了當地的資源和機會,整理一個資產地圖,收集閒置可運用的空間,再讓一些耆老運用他們的一技之長成立一個機構負責幫他們整合事務,使當地恢復昔日光景。Shifting Focus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我們不該把給老人的幫助當作是一種施捨、將老人視為一個弱者,而是不斷地問為什麼要做這個協助。就我本身的經驗,至少要問五個為什麼,才能夠挖到一個比較深的問題核心。
我自己這幾年來在做新創的過程中體悟到不應該再把問題視為一個問題,而是先找到一個切入點、一個讓大家能夠參與的方式,而非一昧的從上而下帶領整套政策。我都會和我的室友說 : 你們每個月繳房租不只是單純的租房子,其實是在某程度的參與社交活動(Social Movement),透過參與其實慢慢改變房東對租房子的看法或是顛覆一些在台北租房子的人對一般租屋的想法,而透過媒體我們可以讓大家知道,原來台北能有另外一種生活方式,其實最重要的不是我們幾個人做了什麼樣的事情,而是大家能夠一起參與來做什麼事情。
(採訪撰文校稿/黃雯靖、王幕荷、張書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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